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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作家周瑄璞:在文学和故乡面前我仍是初心J9九游不改的赤子

2024-04-25 11:15: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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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编者的眼里,陕西女性作家周瑄璞,性情温柔,言语不多,但弱小的身躯里,总能迸发出坚定的力量。她这几年的时间,一直在河南和陕西两地采访、写作,除了“大地三部曲”之外,还写了《像土地一样寂静》《大周表情》等文学作品。有人问她,对故乡是什么样的情感?她回答说:“其实我对故乡充满歉疚,当我想到她、回到她身边的时候,都是对她有所需、有所求,想从这里得到什么。比如我中年之后的写作,就想起要回到家乡采访和搜集素材。对于故乡,我们又能回报什么呢?应该好好反思自己,应该永远是那个初心不改的赤子。”她一直认为,不是自己在写作,而是文学和故乡大地塑造了她。

  主持人:季风(阳光报《非常对话》栏目主编)对话嘉宾:李勇(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)

  周瑄璞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多湾》《日近长安远》《芬芳》等多部,中短篇小说集《曼琴的四月》《骊歌》《隐藏的力量》,纪实文学《像土地一样寂静》等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芙蓉》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,多篇被转载和收入各类年度选本,三次进入年度好小说榜单。获得中国女性文学奖、柳青文学奖、河南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奖项。

  瑄璞好!衷心祝贺你的长篇新作《芬芳》出版。开头写杨烈芳为离开西安,和那个有钱的南方商人离婚。这个开头是经过斟酌和认真选择的结果么?为什么要这样开头?

  我想用简短的文字抛出杨烈芳这个“线头”,凸显出她的独特性格,她和前夫的两句对话有先声夺人之感,像是她命运的速写,引起读者的好奇。

  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,是庄重沉稳、舒缓悠扬的,但在这个基调上,我想有一些轻松别样的色彩,有闪转腾挪、自由灵动的切入方式。再者,我喜欢火车,尤其是绿皮火车。一定要是夜火车,夜晚适合回忆,有神秘浪漫的色彩,火车也象征着这部作品,承载着众多人物命运,从某一个站点缓缓启程。紧接着第一章的七十年代麦收,是这趟列车将我们带向遥远的过去,顺着时光之河回到从前。

  您以前的长篇作品《多湾》写法传统,在有的人看来是过于传统了。但《芬芳》还是基本上延续了《多湾》那样的顺叙方式。我个人是更喜欢那种叙述方式的,记得你曾经说过,那种叙述方式更顺应你自己的生命感觉,是有意识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叙述一个新的故事吗?

  其实也并没有用什么十分特殊的方式,还是传统的“顺叙”。我喜欢文学本身的庄重感,而不愿意搞形式大于内容的、神神玄玄的写作,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将语言打磨到每一页翻开都能读进去,有没有故事都能看进去,而不是动用什么“技巧”。我学不来,也不愿意去钻研什么技巧,我用我耐心的语言和诚实的叙述以及人物命运和时代烙印来打动人。

  相较于38岁时书写《多湾》,现在的我已经是年过五旬的女性。生命及情感节拍舒缓起来,不像十多年前那样紧绷,叙述中总有一种疼痛拉紧的感觉。现在少了生命的尖锐、紧张九游J9 网站和激烈,多了一些从容淡然,这是一种自然表现,而不是有意为之。

  我觉得《多湾》《日近长安远》《芬芳》,可以称为你的“返乡三部曲”了,它们唤起来的阅读感受也更趋一致。但现在毕竟隔了这么多年,世界、故乡,包括你自己,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所以触发你写这个长篇小说的原因是什么?

  我更愿意称它们为“大地三部曲”或者“乡土三部曲”,“返乡”好像说明是有距离的,而在我心中,与故乡大地没有距离,情感总是一步到位。

  你感觉挺精准,作家出版社也即将再版《多湾》,正是要作为《芬芳》的“姊妹书”出版。这两部书和《日近长安远》的区别在于,“姊妹书”写的是生生不息的大地上的人们及日常,是首先触动我自己的生命记忆,而《日近长安远》写的是人物命运和人生故事,它更像是一个寓言故事。

  《多湾》写的是自己家族的经历,《芬芳》虽然完全不是,但我却当成童年回忆录来写,作品从上世纪70年代写起,恰是我人生记忆里的乡村生活,我不厌其烦地写了琐碎的日常生活,并试图将它们写出诗意和温暖。中年之后,总爱向回看,回忆生命中尤其是童年的点点滴滴。想把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光详细记录和挽留,于是就要写一个长篇,让人物,尤其是众多女性在时光长河里慢慢流淌、成长。很多情节都凝聚着我心底对故土最深切的情感记忆。我写了大量生动鲜活的乡村志,比如烧鏊子用麦秸、做饭烧秸秆、蒸馍蒸红薯烧柴火棍、劈柴等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再也看不到这些画面了,我想把人类历史上不会再有的情景记录下来,让人们若干年后看到这些依然能感到亲切和温暖。

  这就是我写作《芬芳》的初衷吧!我理解为自己在抒写生生不息的大地,为普通人画像,记录永不再来的时光。

  我在读《芬芳》的时候,总是想到《多湾》,它们确实有很多相像之处。你有没有刻意考虑过回避《多湾》的写法,或者说回避过去的那个自己?

  当我书写中原乡村的时候,不管写哪里,其实在头脑中闪现的都是大周村的模样。不论哪个村子的人,都是在大周村的街里走动。那么不可避免地,腔调和气息是相同的,会与《多湾》有所重合,偶然会有相同的句子和场景。相隔十多年,竟然一些语句,一些场景,一些表达方式高度相似,因为去年写《芬芳》时,也没想到会和《多湾》成为“姊妹书”出现。相距八年出版,偶有重复也没什么。

  《芬芳》中基本没有我个人的影子,但人们读后会认为从西安归来的丽雯是我,这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。

  《芬芳》结构似乎更散,有意消解了人物主线,当然引章、烈芳兄妹的故事篇幅更大,但也不能算是绝对主角。这种散的结构,也是斟酌选择的结果吗?

  越过几十年的时光,书中所写的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画面,变得愈发珍贵和美好,或者我试图美化,详细地写人们如何做饭吃饭穿衣花销、过日子走亲戚,有些段落就像是散文,可摘出来阅读。这种比较“散”的结构与形式,并不是斟酌选择的结果,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和漫溢。老家人形容人在说话,用“秧秧秧”,我的理解就是像豆角秧随意攀爬,闲扯。再加上年龄原因,也变得松弛了许多。《多湾》,写自己家族的故事,有着切肤之痛,再加上那时年轻,总有着一种尖锐、紧绷、激越的感觉,而《芬芳》是用游子回望故乡的眼光,看每个人都可爱,一人一物、一草一木都想写,于是将他们集中在一条过道里,把我知道的、听说的人物命运漫漶地一路书写下来。可能就是觉得“散”的原因吧。我个人没有感觉到。经你提示,审视自己这几部书的写作方式,或许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风格走向吧。金宇澄如果年轻时写《繁花》,不会写成这样,不会有耐心讲述细碎动人的日常生活。所以跟年龄有关。

  《日近长安远》的故事性更强一些。因为我意不在抒发乡情,而只是想写女人对自己身体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命运,写一个恒定而荒诞的自然法则、生活法则。也就是说,《多湾》《芬芳》需要用较大的篇幅来表达。

  这三部作品里,我个人更喜欢《多湾》和《芬芳》那两部“散”一些的作品。它们更有一种生活本然的形态和样貌,真挚而朴素,温馨而感人。

  今天,一个人告诉我,三部作品中他最喜欢《日近长安远》。看来不同的读者,有自己不同的理解。

  “姊妹书”是生命深处的情感,厚重的,宽泛的,阔大的,是阳光空气风雪雨露,是四季轮转,我喜欢这种书写,像颍河水漫漫漶漶地流淌,水面较平,你几乎看不到流动,但其实它在流淌。更像是土地一样深厚、包容,生长万物。这是“日子比树叶还稠”的耐心描摹。

  我喜欢《繁花》这样的作品,不加道德预设,也没有非文学因素,不依附所谓的宏大叙事,就是凭着一颗文学之心仔细地还原一去不返的时光。就是那么琐琐碎碎但魅力无穷。不要说这很容易,不就是记录吗?还原吗?其实这是有难度的写作。没有巧合,没有大起大落,没有外部光环,只将过去的时光细细道来,将人心一一呈现。那种真实而勇敢的呈现,只有优秀的作家才能做得到。

  说到《芬芳》的结构,延伸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,那就是你小说的地域风格问题。有人说陕西作家习惯史诗风格,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那种特点的现实主义之作,跟你缺少大悲大喜、跌宕起伏的故事和情节、人物多是放置在日常状态里塑造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。

  我是一个陕西作家,也追求史诗风格或者诗史胸怀,但史诗并不一定非要是宏大结构、大悲大喜、跌宕起伏。我对“大”和“正”有一种本能戒备。很多时候,那种“大”即是空虚无实。我更愿意将笔触落在细处,落实到具体的人与物上。《芬芳》尾声,我写道:“这个季节,大地总是这样,一望无边,玉米黄豆,黄豆玉米,外加一点花生地,高高低低,低低高高,不知疲倦地铺展,单调成一部史诗。”这种恒定、单调而伟大的事物,就像芸芸众生一样代代相传,默默无闻,这才是真正的史诗。当然也会给作家提出要求,就是具有写好这一切的能力。你先去真心地热爱,才能将感情倾注于此。

  作品《芬芳》中,也有一对在故乡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出走的夫妻。这种对时代,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段社会转型史的勾勒,似乎饱含一种特别的时代沧桑感。在你写作的时候,是否有一种为时代造像的冲动?还是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?

  西安的康复路,是一个时代符号,过去一直统领着西北五省区的服装批发业务,人流量及货流量大得惊人。在西安本地很少有人说他没来过这里,不知道这里。这条街上的货物,总是带给人们惊奇与眼花缭乱。领略着来自南方的新式衣物,感受着遍地都是钱、风从南边来的冲击。真真是一个时代风潮和缩影,我一想到书里的主人公安放在这条街上,整个人都兴奋起来,血流速度也快了。要写一个奋斗人生,要写一个发财梦,怎能不写康复路?那二三十年像是一场梦,现在结束了。康复路的兴盛和消亡,一去不返。我很庆幸,自己在作品中写到了这里。

  《多湾》《日近长安远》都写到主人公在西安卖服装,到了《芬芳》,实在不能再写在西安卖服装了,于是我让他们到北京去。引庆夫妻到北京告状,是我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,于是我让他们在北京倒卖服装算了。因为对北京的服装行情不熟悉,所以没有讲述他们的具体打拼,只写到他们三十年后归来的殷实和幸福,表示在那儿干得挺好。他们上京告状能得到善待,证明北京也有更宽广的胸怀,能容纳一切。

  时代和历史在不断变迁,但还有一种不变,那就是人心。对于忠诚、善良、美好、正义,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有不变的企望。《芬芳》里最感动的是小秋寻亲,那么小的孩子出于对身世的好奇,怯生生地一个人跑到自己出生的村子。《像土地一样寂静》的大周也写得很好。这些虚构和非虚构的所在,它们凝聚的善良美好,更多的是现实性的,还是更理想化的?

  我本能地避免冲突,我希望人与人之间体体面面,好商好量,好合好散,我愿意受伤的人躲起来自舔伤口,我写不出杜十娘痛斥负心汉怒沉百宝箱,并且被围观的戏剧化情节。我笔下的素芬说,“既是这样,我就走得远远的,也不叫人家不耐烦咱”。素芬在书中纯属虚构,我只是听到村里人说过一件事:那一家坏良心,那么好的媳妇不要了,于是我设计了素芬的形象。作家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可爱的女子走出伤痛,好好地生活,走自己的路。

  村庄是经过我的眼睛观察、过滤和思考的村庄。没有更理想,也没有更糟糕,我自认相对真实地写出了中原的乡村。

  《芬芳》中你写到杨引章回村,面对萧条破旧的老屋,面对老去、逝去、离去的亲人和青壮年乡亲,黯然神伤……那其实是当下农村更普遍和真实的样态。在你这一代人的心里,还是有浓厚的故乡情结的,更年轻的作家就不一定了。你怎么看待乡村和乡村文学未来的前途问题?

  我们不能以眼下暂时的“萧条破旧”下定论,应该把镜头拉远来看,这只是几十年的变化。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,一切都在变化之中。第一步,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,去往想去的地方,选择自己的生活,这就是几千年未有之大进步。至于未来怎么走,无法预料,但是不论何时,土地都是最宝贵的财富,具有强大的修复能力。就凭这一点,乡村不会凋敝。有人外出打工,就有人守在家乡,将农业做成产业。我所见到的中原农村,除了一些宅基地,连一片闲置的土地都没有。当土地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价值和财富,那就不必只是用感情来吸引人。J9九游网页

  总之,我对未来中原乡村仍然充满希望,她不会凋敝,她在寻找和调整,会变得更好。

  你的作品写的大多是河南和西安交叉。年轻一辈的作家,有的写北京,有的写深圳、东莞,有的甚至走到了海外。就你的阅读来看,你觉得你们之间有没有一种共同性?对年青一代作家的写作,你有什么看法和印象?

  每个人的写作,都脱离不了自己的生活。我的“大地三部曲”中,总有外出的人们来到西安,在这里寻找生活。一是我熟悉西安,写起来得心应手,再就是我从感情上愿意写到西安,于是我作品中的人,常到西安来谋生、发展。

  据我有限的阅读,年龄相近的作家,尚有一些共同性,比如我和乔叶。至于更年轻的作家,共同性很少,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,接受新事物更快,处在向外走、向高处飞升的时期,而我个人能力有限,又到了回望和驻守的年龄了。

  你这几年都在返乡写作,除了“大地三部曲”之外,还写了《像土地一样寂静》的作品。是否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深挖?有朝一日会不会有疲惫之感?

  是的,继续深挖。疲不疲惫,谁知道呢。累了就歇歇呗。我奶奶说的:“力是奴才,歇歇回来。”我一直认为,不是我在写作,而是文学塑造了我。在文学和故乡面前,我仍是那个初心不改的赤子。写作之路,且行且珍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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